中国外交面临的战略大挑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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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0年10月，在东南亚城市巴达维亚，也就是今天的雅加达，发生了一场针对华人的大屠杀。当时，巴达维亚是荷兰殖民地，有个荷兰总督Adriaan Valcknier。大屠杀就是这个家伙直接指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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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于这场大屠杀的华人数量，大概是6千到1万人。华人在当地的商业利益当然也是损失惨重。屠杀后，为了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，在城外建立了一个与其他人隔绝的华人区，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补救措施。
虽然如此，荷兰人最担心的还是清政府会来兴兵问罪。1740年是乾隆五年，当时，清政府的国际形象还是很强大的。所以，一方面，荷兰人把那个总督抓了起来，当然，他们没有认真审判，而是采取了“拖字诀”。
另一方面，荷兰当局给清政府写了一封道歉信，信中的用词很谦卑。接到这封道歉信以后，清廷中的官员有两种意见，一种是根本就反对南洋贸易的，说南洋的那些华人，违抗了朝廷让他们回家的命令。被杀了虽然让人同情，但朝廷没必要管这些“汉奸”“叛徒”。
那么，那些支持南洋贸易的官员，会怎么说呢？
他们的意见更让人“气愤”。这些官员说，南洋贸易每年给政府提供税收白银十万两。为了那些“汉奸”“叛徒”而禁止海外贸易，太不划算了。再说，人家荷兰人不是道歉了么，就这么着吧。
看，分歧很大的两派有一个共同观点，那就是，在东南亚的华人是“汉奸”和“叛徒”。朝廷不制裁打击这些人，已经很仁慈了。至于替他们撑腰做主，这种想法太奇怪了。怎么会有人这么想？！
既然官员们都这么说，乾隆皇帝也就对荷兰人“宽大为怀”，不再追究此事。事实上，这场可怕的大屠杀，都没有被写入清朝的官方记录。到今天，知道这事的中国人，也不算多。
看到这个史料，读者诸君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很气愤，然后就是叹息。其实，清政府对海外移民的这种态度，如果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看，并非没有合理之处。关于这一点，以后有时间专门写个文章来看。这里先不展开谈。
不过，毕竟有一件事，让人难免“耿耿于怀”，那就是，中国人很早就大量向东南亚移民，并且华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当地的贸易和经济，可是，就因为政治的“缺席”，中国人在东南亚并没有赢得应有的地位。
按照中国人在东南亚“存在”的广度和深度，换了任何一个西方国家，早就把主权延伸过去了。今天同样很多人不了解的历史事实是：华人移民曾经在东南亚建立了好几个政权。类似荷兰英国东印度公司那种“仗剑经商”的事情，华人移民做得只多不少。
1772年，广东梅州的客家人罗芳伯，在婆罗洲（今西加里曼丹岛）的坤甸成立了“兰芳公司”，和荷兰、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情况差不多。五年后，罗芳伯将公司升级为共和国，也就是“兰芳大统制共和国”。
建国后，罗芳伯还派人觐见乾隆皇帝，请求把西婆罗洲这块土地纳入大清版图，或者变成藩属国家。但乾隆皇帝根本没理睬这些“天朝弃民”，也不承认这个南洋华人在海外建立的国家。
1783年，罗芳伯的一个下属吴元盛成为戴燕王国国王。后来戴燕国王位由吴氏世袭四代，直到19世纪中叶，被荷兰殖民者消灭。
广东省潮州人张杰绪，在安波那岛（纳土纳岛）曾经建立没有特定名号的王国，自任国王。后来张杰绪逝世，内部发生纷争，荷兰人乘机灭了张氏王国。
此外还有郑信1767年在暹罗建立的吞武里王朝，张琏在三佛齐岛（今苏门答腊）建立的三佛齐国。
事实上，中国人在东南亚的开拓进取，一点儿也不比欧洲人在美洲做得差。不同之处在于，欧洲人在美洲等地的殖民，得到了他们国家的大力支持。而中国人在海外，几乎得不到本国政府的支持。如果明清两代的朝廷，能像西方国家支持其人民海外殖民那样支持中国人的海外扩张，可能就没有什么“日不落帝国”了
可见，说中国人缺乏开拓进取精神，是不得要领的。中国人只不过没有像西方人那样用“举国”之力去海外掠夺侵略而已。这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，但重要的一条是：中国本身的地理范围足够大，几乎占据了东亚大陆所有的好地方，物产丰富，无所不有。这样一来，对外部地区的兴趣当然就没那么大了。
而且，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，所谓“外部世界”无非就是北方沙漠戈壁、南方潮湿瘴气的热带雨林这些“不适合人类生活”的地方。占据这些地方，实在得不偿失。作为一个大国，中国当然不会像葡萄牙、英格兰这些地窄人稠、物产贫瘠的小国那样渴望扩张。
在很大程度上，这种心理延续到了现代。作为一个国家，中国人更习惯于立足于本国的生产，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有限。说到底，中国人对外部世界，没有类似欧洲人对胡椒那种强烈的需求。丝绸之路的贸易也好，朝贡体系下的贸易也好，对中国社会来说，都是个可有可无的奢侈品。有它没它都过年。
新中国建立以后，外交上提出了“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”，也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、互不侵犯、互不干涉内政、平等互利、和平共处。这五项外交原则，与其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，不如说是中国历史传统的自然延续。
对那些习惯于到外部去劫掠、侵略的国家来说，做到这五条，太难了，要承受很大的“牺牲”，做出很大的改变才行。但对于中国来说，这无非就是历史上一贯做法的延续。从来就是这么干的，老传统老习惯了。
本来，中国外交可以沿着这个历史传统继续走下去。我们的国家足够大，几乎自成一个世界。外交关系对列国来说，是一等一重要的国家事务——在美国，外交部被称为“国务院”，外交部长被称为“国务卿”；但对“天朝”来说，“理藩院”顶多是个次级衙门。
但工业化改变了这一切。
现在，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，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。这当然是喜大普奔之事，但工业化也让中国历史上长期的“自给自足”成为过去时。
历史上，对外贸易对中国来说只是个可有可无的拾遗补缺，但对工业化的中国来说，能源、原材料和外部市场却成为国家命脉。“外部世界”对中国的重要性，大大增加了。中国的利益，已经遍布全球。
这就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战略级别的挑战。中国的外交政策，必须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新要求。从传统的“不惹事也不怕事”，向积极主动地影响乃至塑造外部世界的方向转化。这种影响和塑造，既包括物质上的，也包括精神上的。
这个战略挑战的难度很大，难就难在，一方面，中国的外交，必须扭转深厚的历史传统，变得富有积极性、主动性乃至扩张性；另一方面，中国又绝不能重蹈西方殖民国家的覆辙，也去侵犯、掠夺、剥削其他国家。那样做，不仅不符合中国的文化和传统，不符合伦理道德的要求，而且，已经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错误策略。一言以蔽之，既是不道德的，也是不明智的。
中国外交的使命在于，要找到一条和西方殖民国家完全不同，既符合伦理道德，也符合中外各方长远利益、根本利益的积极行动的方式和道路。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指明了大的方向，但在种种具体的方针和策略上，还需要长期和艰苦的摸索。
总而言之就是，中国本来已经习惯于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对外部世界既无兴趣更无野心，但工业化的到来，让中国必须走向世界、影响世界进而塑造世界。更重要的是，：外部世界也需要中国的力量、资源和经验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这是中国肩负的不容推却的历史使命。
伟大的国家，必须肩负并完成重大的历史使命。绝无例外。